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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长在北京。15岁到工厂做工，16岁做农民，19岁当兵，25岁成为新华社记者。30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迄今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和台湾地区出版。
　　2003年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2003年底，他被新闻杂志《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2000年的《追随智慧》，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联想风云》入选“2005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内容简介

　　★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凌志军，继《交锋》、《变化》之后又一部力作。曾创造“七年出版七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的惊人记录。【作者自述】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就会失去信誉；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之路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凌志军【业内声音】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中关村，一个汇集了太多的变革与跃迁、冲击与包容、坚韧与轻狂、灵感与梦想的地方。当大洋两岸不同风格的创业理念和不同背景的创业人群，在这个原本只是北京西郊一隅的地方交汇、融合，当一代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IT人在短短十几年间制造出无数激动人心的起伏跌宕，很少有人能够像凌志军那样从容、缜密地绘制出中关村的大幅画景。应当说，本书为梳理中关村的发展脉络，揭示IT人的创业历程，解析中西方企业文化的融汇规律做了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Goog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李开复　　《中国的新革命》不仅是中关村高科技创业历史的写照，更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缩影。凌志军以犀利流畅的笔锋，独特、深邃洞察力和抽象力，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又一笔精神财富。 　　——微软全球副总裁　张亚勤【内容简介】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编辑推荐

　　中国时政作家第一人凌志军，继《交锋》、《变化》之后又一部力作。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中国的新革命》不仅是中关村高科技创业历史的写照，更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缩影。凌志军以犀利流畅的笔锋，独特、深邃洞察力和抽象力，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又一笔精神财富。——微软全球副总裁　张亚勤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 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媒体简介

吴晓波：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在中国做记者或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上午拿到他新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放下手头的工作一直读到现在。
　　凌志军是一个肯下死力的人－－我从来对这样的人充满敬意，资料工作做的很细，而且便边记边思，有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他的《沉浮》和《变化》是两本很奇特的书，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他写《联想风云》，据说销售不如预期，但在我看来，却是迄今国内写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称经典，其考据之详尽，论述之细微，格局之庞大，没有别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书籍过了两三年就不能再读，而《联想风云》却是所有研究联想者无法绕过去的作品。
　　在研究联想、中国微软之后，他新出的《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中关村，关于这个主题之前有数人写过，凌志军此次出手，显然遥遥凌驾众人之上。他研究了众多的材料，访问了大量的当事人，对中关村的26年历史做了目击式的纪录。
　　这真是一部让人致敬的作品。
　　——吴晓波

雷颐：用史家的写法写中关村流变
　　看了这本书，我首先感觉到凌志军从写法上有史家写法，因为从前很多写报告文学的，把一个对象不是歌颂，树典型，高、大、全，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人民没有一点缺点等等，就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都是利欲熏心、欺、蒙、拐、骗，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这本书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进步、有创新、有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规范、甚至有欺骗违法。他把问题提出来，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要历史地看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个脱离历史环境简单判定它的对错便能够轻易下结论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更应该研究它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这些，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应该怎样克服这些。
　　我是搞近代史的，觉得很多事情在重复。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前一直对私人的企业抱有警惕的态度，认为私人资本发达了会影响到它的安全。近代开始后的清政府也是这样，所以外国在中国办了很多的工厂以后，清政府的政策仍是绝对禁止中国私人办这些企业，但是洋务派非常开明，在制度不允许情况下发明了官督商办，洋务派早就用了这个办法。
　　就像中关村的许多企业开始名义上也是全民或集体企业，也是戴红帽子的，所以这种企业开始的时候，没有官的支持根本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从制度上是禁止的。
　　但是后来有一个产权明晰的问题，由于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官一看你做好了，官就想收回自己了，但是私营企业家说凭什么你要拿走，这个是我办的。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清楚。
　　书中分析说柳传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把这件事解决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给其他企业一个借鉴，中国近代以来很多事情在重复，我们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违背时代潮流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高科技的创意实际跟文化都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创意我看中关村开始就是一种混沌状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规范。但是文化的创意和科技的创新一定要有宽松的环境。你要是今天这个不许、明天那个不许，关死了一切也就没有创造力了。要想让中国的文化对外有影响力就要放开，不要管死。想创新就要放宽松一些，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种种混沌的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本书还给了我们整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政府权力越大越难以成功。许多城市也有很好的科技、教育条件，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中关村成功了？重要的一点是中关村管委会的开明，然后就有创造力。
　　政府要宽松、宽容，要有一定的混沌状态，才有创造力。如果一开始就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很难发展了。一开始政府就支持这些企业，但是如果反过来，碰到一个看不惯这些企业的官员，许多事情的确能证明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管得死死的，你根本出不来，所以“中关村”开始的时候带有偶然性。
　　从这本书上看，如果中关村管委会不是相对而言比较优秀的管理体制的话，中关村不会发展那么快。但是开始有偶然性，现在要把偶然性变成制度，不能依靠这个偶然性。如果政府的观点是另外一种观点，就发展不起来。
　　还有重要的一点他这本书里面谈到了民工、谈到了拆迁的农民怎么办？这个不仅仅是高科技，很多拆迁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怎么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在中关村这个土地上生活。
　　凌志军谈了很多包括外地的民工到这儿打工的生活。这是所有谈中关村、谈高科技都忽略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谈到整个社会的变迁，从政府官员到教授、研究员一直到小小的一个失地的农民，在这个环境之下，在中关村他们怎么生活的、怎么奋斗的，有失败，有成功，这一切我觉得很有意义。

　　——来源：《新京报》 作者：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大记者的良史一个人的梦想
　　在所有的赞誉里，凌志军最得意的也许是这样一个评语，《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被誉为“中国的《光荣与梦想》”。这是对一位中国记者最高的评价。
　　那位写《光荣与梦想》的威廉·曼彻斯特一定没想到，他起了最能激荡人心的书名。对《光荣与梦想》的魔力描述最生动的是中国记者张修智，《光荣与梦想》正像它的书名那样，看完之后特别能激发一个新闻人的雄心与抱负，让你去追求记录历史，描摹时代的梦想。
　　“光荣与梦想”这两个词的组合，如此具有魔力，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中国一个约定俗成的语汇，频频地被用来表术一种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情怀。
　　那一代的记者，凌志军、张健伟经历过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记者，都有着宏大叙事的情怀，写一部刻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一部场景宏大，又描写细腻的历史巨著，是他们毕生不渝的梦想。
　　一个年逾五旬的记者曾深情地背诵起《光荣与梦想》中的句子，“哈里跳上台阶，两个睾丸撞得叮当乱响”，写得真好啊，真是好啊！《中国青年报》的张健伟，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后转入晚清史研究，写成一部大书《张健伟历史报告·晚清篇》，并在历史剧《走向共和》倾注他一个记者的济世情怀。《法制日报》十年砍柴，致力于明史研究，其明史专栏集《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中，当下的影子时隐时现。
　　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凌志军，他写人民公社史，写《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写《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连名字都与曼彻斯特酷似，也许是一种致敬），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他的雄大抱负与学识，使他成为最接近威廉·曼彻斯特的当代记者。即使是一本记录中关村历史的新书，凌志军也要起一个《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这样曼彻斯特式的名字。这就是一种情结了。这是一种虔诚，对《光荣与梦想》，对自己的良史梦，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虔诚。
　　为什么是他们？可以成功地从记者转型为历史记录者。大记者不仅仅为写出了名篇的名记者，亦必是呆在大单位，经历大时代的记者。而供职于《人民日报》的凌志军就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人民日报》的记者开会，目光一扫就是中国大势，笔锋所及就是亿万百姓。这种通观全局的气魄训练和信心训练，胜任记录时代大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亦有如此气魄，所以才一时星光灿烂。
　　但目前为止，最有资格与威廉·曼彻斯特相提并论的中国记者并非上述人，而是民国记者陶菊隐，他的《武夫当国》作为一部断代史巨著，一部民国的政治风情画，极具历史现场感，真正具有了重要的史学地位。
　　他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为当代记者所不及，即有机会与高段位的统治者保持良好的交往。但他也有不及后辈之处，那就是凌志军诸人的史书有更多的热血。
　　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断代史写家，前有陶菊隐，后有凌志军。
　　《光荣与梦想》的原版编者对该书有一个独特的评价。“没有一本小说能与这本充满市井俗话和奇闻轶事的出色的史书相抗衡，书中的故事让人紧张并有危机感。
　　我想，读本书时，你时而会眼含热泪，时而会捧腹大笑；你会一口气读完它。“该书这一特色反衬出当代记者史家的不足，那就是宏大有余而市井不足。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三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

书摘选登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迟到1987年12月，温家宝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温家宝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最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惟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于惟栋曾经撰写一篇文章详细回顾当时情形，文题《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收录于王珍明主编的《中关村》一书。它应当成为中关村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细节。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温家宝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惟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第一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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